王力先生是我国语言学界的泰斗式人物，这是人们公认的。他作为学者、专家之所以至今为人们所怀念，不仅在于他的学识渊博，更在于他严谨治学、谦逊待人的品格。作为一名曾经向他约稿并亲聆教诲的普通编辑，我在他身上从未感到一丁点儿居高临下的气势。所以，每每回忆王力先生的音容笑貌，复读他的手稿以及给我的短函时，我便深深感到作一名被称为是“为人做嫁”的文字工作者，是十分欣慰的。
那是1984年11月，我接受领导的委托去拜访王力先生。当我告诉他，根据语言学界的要求，《光明日报》决定创办《语言文字》专刊时，他极为高兴，连声说：“好！好！”随后，我把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有关信函的复印件拿给他看，他激动地操着标准的普通话说：“中央领导同志这么重视语言文字工作，实在令人鼓舞！”接着，他对社会上用字用语的混乱现象，以及语言文字工作在一些人那里还没有得到重视的情况，提出了批评。
在将近一个小时的谈话中，王先生对《语言文字》专刊的办刊宗旨、开设栏目、读者对象和版面规模等都提出了宝贵的建议，而每一条意见，每一句话，都表现着他那学者所特有的严谨和深思熟虑的精神。
不久，我把《创办〈语言文字〉专刊的计划》送给他，并受领导委托，正式邀请王力先生担任《语言文字》专刊的编委。他一面欣然接受，并题写了刊头字，一面又谦逊地表示：“我年岁大了，提不出多少中肯意见，还应当多请些年轻同志。”我说：“我们邀请的编委中，还有几位中年语文工作者。”他便赞许道：“这就好。后生可畏，他们会比我做的工作多的。”
王力先生就是这样平易而谦逊，和他谈话毫无拘束之感。向他约稿，他总是有文则写，无文则直表心境，从不装假，从不摆架子。不论编辑的水平如何，作为普通编辑的身份，都会在王先生的言行中得到尊重和鼓励。
记得1985年1月，我写信给王先生，希望创刊号上能有他的文章。他那时正在整理待发的书稿，忙得很，确实找不出要写的题目。于是，他立刻回信说：“你希望我为《语言文字》写一篇文章，我一时写不出。如果我简单地题几个字，就有摆架子之嫌。还是过一两期再写吗。”多么坦荡的心怀，“写不出”就决不“摆架子”。
然而，一旦有了题目，他就会迅速应约，决不拖沓。
1985年7月，有位报社的同行来信，希望能请专家讲讲“其他”与“其它”、“交代”与“交待”等音词同形异的词语到底怎么写才合乎规范。我于是写信给王力先生请他写一篇短文，并建议文题定为《“其他”、“其它”与其他》。说起来，像这样一篇仅需四五百字，而且又由编辑贸然定题的文章，有些人或许会嗔怒而不予理睬的。真的，信发出后，我也觉得冒昧：说了内容就行了，哪能给王先生定死题目呢？
然而，竟想不到王力先生很快寄来了亲笔书写的文稿。那题目，一字未改，而那清楚工整、一笔一画的毛笔行书，无一不显示着这位大学者对一位普通编辑的尊重。
我，深深地感动了！
王力先生对编辑的尊重，不仅表现在他应约的及时和著述的认真，还表现在从不以学者自居。对于编辑的小作斟酌，不但不矜持，反而常常提醒编辑去作修正。那态度之诚恳，语气之谦逊，我至今铭记心底。
1985年12月14日，我写信给王力先生，请他就某报一篇文章的语言文字及文风问题撰赐一稿。那时，他的身体状况已逐渐不佳了。然而，对于这次约稿，他依旧欣然挥笔。不久，他把稿寄来，仍是那样工整的书写，毛笔的。随稿附有短函如下： 巨龄同志： 去年十二月十四日的信收到很久了。今天勉强写一篇短文，不知合用否。笔误和文理不通之处，烦你代为修改，此侯编安 王力 1986年1月21日
细读文稿，确有几处抄重、笔误和少许不顺的语句。这，在先生以往文稿中是从未有过的。不足700字的短文，先生是挤出心血写的呀！我，悟出了他那短函中“勉强”二字的分量。眼睛，不禁湿润了。我将头仰起，向空中长长地吁了一口气……
我和王力先生的接触并不多。但是，作为一位编辑，在这几次有益的聆教中，他那谦逊平易、诚实坦荡的品格，使我深深敬佩。尤其是他作为蜚声中外的大语言学家，对编辑工作的尊重，时时使我感到一种编辑职业的自豪。我以为，这种互相尊重的情感，应该扩大而成为一切学者、专家，包括我们编辑在内的所谓“文人”的共同美德。
